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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辩护词(故意伤害罪)
上海刑事律师 刑事辩护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故意伤害案的二审辩护人。综合本案所有证据,辩护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姜方凌在2010年11月2日至次月20日期间未经受过其他颅脑外伤的证据并非“证据确实、充分”,对认定“未受颅脑外伤”的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原审判决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一、本案的焦点。
       本案被害人XXX2011年1月9日因头部不适被诊断为左侧额颞顶慢性硬膜下血肿,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很多,既有可能与70余日前即2010年11月2日发生的事件有关,也可能是这期间其他原因(主要指外伤)所致。司法鉴定结论认为XXX重伤的主因为外伤,该颅脑损伤与2011年11月2日的头部外伤可以直接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排除介入因素,排除介入因素就是要排除合理怀疑。
      二、  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因此只要该怀疑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司法审判机关就应当本着严谨、客观的态度,本着尊重自由和生命的角度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才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才能确保法院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是以往审判实践中的重要理论,而且在如今新刑事诉讼法中已做明确规定。
      三、本案中的合理怀疑
      本案的合理怀疑即怀疑被害人的伤势极有可能在48天内发生的外伤所致,在这48天内被害人受外伤的可能性较大及可能受到的外伤较多。
      (一)被害人受外伤的可能性。 
1)长达48天的时间内,被害人并非持续处于医院治疗或在家卧床休养状态,而是社交活动正常,可以合理怀疑在48天的长时间段内被害人受伤具有时间上的可能性。
2)被害人病历卡记载曾有晕厥史,可以合理怀疑在特定期间被害人可能再次晕厥而受伤。
3)被害人有冠心病、偏头疼、心梗、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不但增加了晕厥可能,而且据医学文献记载,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会大大增加引发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可能性。可以合理怀疑被害人受伤具有身体素质条件上的可能性。
4)被害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易摔跤、跌倒。可以合理怀疑被害人受伤具有年龄体质上的可能性。
5)充分证据表明,慢性硬脑膜下血肿的伤者头部损伤往往轻微,权威统计显示1/4的伤者往往不记得曾有外伤史,受害人亦有可能在这1/4之列。可以合理怀疑被害人具有不明显外伤史的可能性。
6)被害人陈述在2011年1月8日发病前有多次病症征兆,到2011年1月9日入院诊断,到2011年1月21日手术这段期间,被害人从未向被告人或被告人家属提起相关情况,不符合被害人以往动不动就找被告人讨说法的行为习惯。可以合理怀疑被害人存有明知造成颅脑伤害另有他因,在治疗结束后嫁祸给被告人的可能。
(二)被害人可能受到的外伤
      在上述期限内,被害人可能受到的外伤既可能是明显的外伤,也可能是不明显的外伤;既可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可能是外力原因造成的外伤;既可能是在家中或小区造成的外伤,也可能是出门在外时造成的外伤。受到的外伤既有可能是自己能察觉的,也可能是自己不能察觉的;既有可能是自行处理,也可能是去医院诊治等等。
      以上被害人受到外伤的可能性及可能受到的外伤均是合理的怀疑。若无法排除该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介入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就无法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四、原审法院未排除合理怀疑。
      据第三点分析,被害人XXX在48天内极易也有可能形成外伤并致慢性硬膜下血肿,外伤的形式也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不能仅仅以有限的第三人是否知晓外伤以及外伤是否需要在医院治疗而加以排除合理怀疑,否则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检察院提供并被一审法院采纳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主要有三份:姜方凌的病史资料、 证人李秀真、傅岳桥的证言、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我们认为:
1.XXX的病史资料因由姜方凌单方提供,其完整性未被查证。且慢性硬脑膜下血肿均为轻微外伤所致,一般无须就医,甚至1/4的患者不知有外伤史,故病史资料最多只能排除部分明显并已就医的外伤史。对于不明显或者未曾就医的外伤史则无法排除。
2.证人李XX、傅XX的证言非但不具有证明力,而且还能充分说明“没有见到不代表没有发生”的道理。XXX左侧眉角被打裂出血,并被缝针包扎且需较长时间方能愈合,属于明显外伤。而两位证人虽是受害人的邻居,但直至数月后被侦查机关询问时,他们均明确表示尚“不知道2010年11月2日XXX与人打架并受伤的”事实。据此可以反映李XX、傅XX虽为邻居,但与XXX的关系并不密切,交往沟通甚少。如此证人证言,却被拿来做定案依据,与在大街上随便找两人作证并无区别。以关系疏远的邻居证言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应予排除。
退一步讲,找邻居作证本身并没有错,但邻居的证言也仅能从他们的认知范围内排除部分可能性,对于不明显的外伤或不在小区内形成的外伤以及其他不知道的明显外伤均不能合理排除。
3.居委会的证言仅能单方证明“未听说XXX和任何居民发生纠纷和殴斗事件”,属于孤证,证明力低下。没有听说不代表不存在,且纠纷和殴斗事件是外伤史的成因之一,但不是全部成因;相比较邻居,居委会与姜方凌的关系更为疏远,其证明更不具有说服力。
上述3组证据虽有数量,但无质量,相互之间不能形成锁链以使人确信XXX在此期间不可能存在其他外伤。根据这三份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
 
     综上,司法机关未能充分认识到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发病机理具有多样性,未能充分认识到形成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外伤亦具有多样性,未能充分认识到外伤的成因及形式具有多样性,故无法科学有效地运用证据规则以排除合理怀疑,其结果将有可能增大错判的风险,被告人也有可能枉受不白之冤。在未排除或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应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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