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认定
上海刑事律师 刑事辩护律师

【案情】

2009年2月期间,被告人朱甲伙同朱乙、寥某先后窜至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车墩镇、岳阳街道等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摄像头、读卡器安装于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上,窃取他人银行卡资料信息及密码后伺机盗窃卡内钱财。

 

银行ATM机为持卡人办理相对简单的存取款业务提供了便利,已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青睐,但其的广泛应用也为犯罪分子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近年来,涉及银行ATM机的信用卡犯罪的方法越来越复杂和巧妙,犯罪人员也从单一向团伙化发展,具体分工越来越细,成员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隐蔽,加大了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难度,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犯罪的认定也存在疑问。

从信用卡犯罪的整个过程来看,包含了获得信息、制作流转、非法使用三大阶段,而我国刑法对这几个阶段的行为均有所规制。信用卡犯罪立法中使用了截断的犯罪构成理论,将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预备阶段行为和共同犯罪分工行为“截断”出来,独立构成犯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的预备犯罪行为人具有信用卡诈骗犯罪之故意的问题,也解决了信用卡诈骗团伙犯罪中因主犯没有到案,而帮助犯之犯罪故意难以证明的问题等等1,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目前,银行ATM机涉及到的犯罪主要有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以及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等等。其中,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在立法层面上注重了对于持卡人身份信息资料的保护,以期从源头上对信用卡犯罪加以遏制。本文拟对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在司法适用方面进行探讨,抛砖引玉,以期更深入的研究与完善。

一、刑法、司法解释关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规定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刑法修正案(五)》新增设的罪名之一,具体规定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罪的,从重处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的一系列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适用,该《解释》第三条有明确规定: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解析及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解读

1、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解析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来看,所谓窃取,是指以秘密手段(包括偷窥、拍摄、复印、破解及高科技方式等)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收买,是指以金钱、物质或其他利益从有关人员(如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手中换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非法提供,是指违反有关规定,交付、告知、出售或用其他方式私自提供合法掌握的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本罪是选择性罪名,通过窃取、收买、非法提供的方法非法获取或泄露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是选择性要件,根据行为的内容来定罪。

信用卡信息资料是关于发卡行代码、持卡人账号、密码等内容的加密电子数据,由发卡行在发卡时使用专用设备写入信用卡的磁条中,成为POS机、ATM机等终端机识别合法用户的依据,也是行为人伪造信用卡进而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重要资料,因此,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属于信用卡犯罪的上游行为,行为人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目的通常是便于自己或他人伪造信用卡进而实施信用卡诈骗活动,但是否具有该目的并非影响本罪成立的关键。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的是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料,仍予以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故意”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为他人进行信用卡诈骗而提供便利。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与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行为存在紧密联系,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实质上属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的预备行为,既然《刑法》及司法解释现在明确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单独作为一个罪名来规定,那么对于这类预备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同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者有通谋的意思,符合本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就应当对其以本罪论处,而不能认定为伪造金融票证罪(预备)或者信用卡诈骗罪(预备)。

实践中,如果行为人为了伪造信用卡而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并在之后伪造了信用卡的,则同时构成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和伪造金融票证罪,并且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如果行为人为了进行信用卡诈骗而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并在之后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的,则同时构成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如果行为人先是非法获取了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料,然后伪造信用卡,接着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则同时构成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应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处理。

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成立要件,是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质的构成要件与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量的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2。其中,质的构成要素是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包括罪体(客观方面)与罪责(主观方面);量的构成要素是在具备犯罪构成质的构成要素的前提下,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

在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罪量要件,因此在刑法理论上对于犯罪数量要素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3: 第一种观点是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如不具备便不构成犯罪;第二种观点是处罚条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而不是犯罪的构成条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条文设置及各个犯罪的不同特征,应当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分析。我国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量的要素的规定,例如盗窃罪,刑法规定达到数量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才构成犯罪,没有达到数量、次数要求的便不能认定;又如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规定构成该罪不仅要有相应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里的“情节严重”即是罪量要素)。还有一种是没有量的要素的规定,只对某一犯罪的行为特征作了表述,例如故意杀人罪,法条规定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都应构成犯罪,情节轻重并不是构罪要件;又如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刑法规定有相应的行为并足以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即可构成犯罪,也没有情节、程度上的限制。如果要求每一个犯罪都将犯罪数量要素作为成立犯罪的要件,则理论上也就不存在危险犯、举动犯、数额犯等概念了。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对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犯罪数量要素的犯罪,该要素便是犯罪成立的要件;而当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犯罪数量要素的犯罪,该要素就应该是处罚条件,不影响罪名的认定。就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而言,《刑法修正案(五)》在该罪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关于情节、数量、后果等方面的规定,然而在《解释》第三条中对于该罪的认定有了数量上的规定,即行为人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且该信息的完整程度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的,便构成该罪的既遂。其他相关要素则作为处罚条件在量刑上予以考虑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陈兴良教授所提出的犯罪构成量的要素,实质上是强调行为对于法益侵害的程度,之所以刑法及司法解释对于有些犯罪明确规定了数量、数额、情节、后果等要素,是因为这些要素对于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反映起着关键作用,没有这些要素,该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便不能达到构成犯罪的要求。而有些犯罪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要素,说明这些行为一经实施,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就已经达到了构成犯罪的要求,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以《刑法修正案(五)》新增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为例,该罪列举了四项行为,其中第一项规定:“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构成该罪。仔细分析这项规定,可以发现对于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法律规定了“数量较大”的要件,而对于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并没有规定该要件。这是因为空白信用卡本身并不存在有关用户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而伪造记载有用户信息的信用卡则不同,一旦有人利用伪造的非空白信用卡进行诈骗,就会给金融机构、持卡人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伪造的是贷记卡,还可能因透支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信息资料安全,扰乱了国家对于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管理秩序,同时还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行为一经实施便能反映出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因此笔者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这三种行为之一,就可以构成该罪。

2、对《解释》第三条的解读

在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认定方面,《解释》第三条的前半部分作了表述,即行为人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可以构成本罪。乍一看该条文的表述,类似于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犯的表述。笔者认为,分析该《解释》第三条的内涵,该条中的“足以伪造”、“足以使”并非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界定为危险犯,而是强调行为人使用盗窃、收买、非法提供等手段获得或泄露的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料应当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正如上文所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属于信用卡犯罪的上游行为,行为人实施这些行为的目的通常是便于自己或他人伪造信用卡,或者直接用于冒用持卡人名义进行信用卡诈骗的活动。信用卡信息资料包括发卡行代码、持卡人账号、密码等数据内容,如果要顺利、成功地实施后续犯罪行为,信息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和完整性无疑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而《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正是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解释》第三条的后半部分是对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量刑方面的规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很大的,因为他人信用卡中存有多少金额的钱款是不特定的,可能数额不大,也可能数额很大;如果是贷记卡,则持卡人可以透支消费,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就更大。另外,该《解释》第一条中也规定,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与伪造金融票证罪的司法解释条文相对应。因此,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数量巨大”的界线定在“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是较为合理的。

三、对该罪司法解释的建议

根据《刑法修正案(五)》对于该罪的规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处罚分两档,其中高档法定刑的适用明确规定需达到“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既然刑法条文将“数量巨大”分离出“情节严重”要件单独表述,那么司法解释也应分别作出相应的规定。《解释》第三条已对“数量巨大”的认定予以明确,但尚未对“其他严重情节”的适用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就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而言,以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为标准,可以将其归入信息资料类犯罪;而以犯罪行为的性质为标准,则可以将其归入金融管理类犯罪。实际上,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本身就是伪造信用卡行为、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前提和准备,伪造信用卡行为、信用卡诈骗行为则是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的后续,只是法律规定将该前行为提取出来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已。既然信用卡信息资料是为之后的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等犯罪行为服务的,那么行为人成功获取的信息资料的数量、行为人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的作案次数、他人利用这些信息资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遭受损失的程度及造成消极后果的严重性,均可以作为评价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标准。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可以表述如下: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以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一日内实施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5次以上的;

(二)采用破坏性的手段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多次实施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的;(四)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致使国家和公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五)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严重扰乱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管理的;

(六)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本罪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犯罪分类的角度来说,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属于行为犯,即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实行行为施行完毕,基本构成要件即为齐备。行为犯不同于举动犯,只有当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过渡到既遂状态4。就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罪而言,行为人大多通过在ATM机、自助银行的门禁系统、POS机上安装读卡器、微型MP4装置、摄像头的方法非法获取信用卡信息资料,那么如何认定该罪的既遂呢?是一经安装设备完毕即为既遂,还是安装设备完毕并读取到信息资料才为既遂?笔者认为应取后者。若将一经安装设备完毕即认定为该罪的既遂,就等于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归于举动犯之列,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而根据该罪的客观行为特征和刑法修正案增设该罪的目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社会危害性正是体现在信息资料上,如果没有银行客户的信息资料,就不能伪造信用卡,也无法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同样,行为人在多少家银行多少台ATM机上安装了多少次读卡器和摄像头并不是成立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罪既遂的关键,从该罪名的字面表述看,只要符合“窃取”(即通过秘密方法)和“信用卡信息资料”两个条件即可,因此,是否读取到(获取了)他人的信息资料才是认定本罪是否既遂的标准,《解释》第三条所表述的正是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既遂的情况。

综上所述,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既遂,要求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后,还需要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成立,亦即从行为着手至犯罪既遂之间存在距离。如果行为人疯狂作案,连续在好几十台ATM机上安装相关设备伺机窃取信息资料,但终因安装时被人发现而未成功、安装技术不到位、摄像机质量不过关等客观因素而没有获取信息资料的,只能认定为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的未遂,而行为人作案时所表现的“疯狂”、“连续”则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案例来看,信用卡诈骗犯罪呈现团伙性、分工性的特点,一个团伙内人员分成多组,每组负责的具体事项各有区别,如A组负责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B组负责利用这些资料伪造信用卡,C组负责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等等,各组成员还可能随意寻找他人帮忙作案,而这些来“帮忙”的人并不了解犯罪团伙的整个行动计划。以文章开头的案件为例,三名被告人将事先准备好的摄像头、读卡器安装于建设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以窃取他人的银行卡资料信息。由于读卡器和摄像头经常流转于犯罪团伙各不同组员之间,作案地点也较多,实际上从读卡器、摄像头中读取的数据并不仅限于该三名被告人作案后留下的信息资料。因此在确定三名被告人窃取的信息资料数量时,要结合其三人作案的时间段、各被告人供述之间的相互印证等综合认定。另外,信用卡信息资料具有唯一性的特点,一张信用卡上的资料只属于一个人,他人利用该条信息资料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也只可能对该特定人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在认定信息资料的数量时,需要排除重复的信息资料数,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来源: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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